“共建共治共享”應對重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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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治共享”應對重大風險

風險治理不能跟隨在風險之后亦步亦趨,而應該提早防范,統籌謀劃。“針尖大的窟窿能漏過斗大的風”,必須時刻繃緊風險防控這根弦,慎終如始。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上,列舉了8個方面16個具體風險,其中提到“像非典那樣的重大傳染性疾病,也要時刻保持警惕、嚴密防范”,并指出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黨中央一直積極探索現代社會重大風險治理的時代內容與內在要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保持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共建”是由現代社會重大風險的內在特質決定的,是化解重大社會風險問題的必然要求。風險社會中的風險是“平等主義者”,它指向社會共同體中的每個人。如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顯示出了風險突發的擴散性、隱性化、加速化、不確定性、災難性,整個社會處于一個“風險的命運共同體”。作為社會成員的每個組織、個人,在疫情面前都有各自的義務和責任,如在這次疫情中倡導的個人“在家也是為國家做貢獻”,便是自身作為共同體成員應有的責任感。復雜的重大社會風險問題的出現,徹底打破了那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冷漠、隔閡心態。他人之事,其實也是我們之事,我們是“共在”的。“共建”與其說是主體在共同體中的自覺選擇,毋寧說是風險社會本身對我們的要求,我們必須進行如此這般的防范,才能使我們的家園免于被毀的命運。

“共治”是一個國家或者人類面臨現代社會重大風險問題,進行有效治理的最優選擇。社會重大風險問題的突發會對社會既定的秩序、規范產生極強的挑戰性,它以自身的混亂無序的交叉遞進,呈現出一種無結構橫向分布的共在狀態。現實的治理主體、治理能力、治理規范都會受到重大沖擊,任何事先的預案都可能面對難以應對的尬尷境遇。此時,任何單一主體、單一措施,都無法真正地面對風險對規范的沖擊和破壞性。因而,應對社會重大風險,先要確立一條用法治筑牢的風險防控安全線,要加強科學立法,要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在法治的安全線內,使社會主體成員之間的關系,包括政府、社會、公民以及市場等主體之間的關系不斷地獲得調節并協同合作、各盡其責,共同參與風險化解的治理,從而形成穩固的最大合力,保障受沖擊的社會秩序重新恢復,維護社會安定和諧的局面。當部分共同體成員缺乏共治理念時,這一合力的建構,可能會受到一些干擾,如謠言、對政府的各種不信任言論等引發的恐慌。為此,暢通信息發布渠道,增強發布權威性,是凝心聚力、增強合力的重要支撐。

“共享”是防控現代社會重大風險和災難,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目標。由于社會重大風險造成的危害可能是隱性的、泛在的,這就導致了治理對象的“隱身”,以至于找不到一個可以集中治理的“點”。譬如,新冠肺炎疫情可以在任意的時間和地點,將風險、危害和苦難加諸整個社會、整個世界中的每一個體。如果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缺乏“共治”的意識,不僅難以有效應對災難,可能還會產生如一些西方國家疫情防控中相互掣肘的膠著局面,進而不幸淪為疫情的重災區。社會的重大風險危害,導致的不僅是物質和親情的喪失,還可能摧毀個人曾經建構起的某些認知和情感能力,最終傷害的不僅僅是一代人,還可能形成對幾代人的傷害甚至更久的歷史性記憶創傷。為此,從“共建”出發就是為了在風險防控的第一關就閉合風險開關,在風險到來時,有效地將社會治理的主體組織起來,盡快化解、減輕災難的陣痛。

如何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現代社會重大風險治理共同體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具體化的建設路徑,為這一問題提供了探索方向,那就是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

一是提升黨委、政府、社會和公眾“四大主體”在強化現代社會重大風險治理中的聯動能力。明確“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在推進現代社會重大風險治理中各自的職責,使得治理體制更協調、更通暢。首先,聯動能力的提升關鍵在于黨委的領導核心作用。在遭遇突發社會風險的情況下,風險、危機不斷地打破原有的規范與結構,甚至造成災難性后果。此時,黨委作為社會治理主體的總舵手、指南針,需要以系統、全局的意識,判斷社會風險發展的趨勢,對可能出現的危害進行整體性把控。其次,發揮政府的主責主導作用。作為落實黨委意志的主體,政府需主動強化社會治理的保障機制,切實優化治理,消除治理阻力,確保治理定力。最后,在社會組織與公眾之間,充分挖掘“上下聯動”的治理潛力,打破各主體之間的聯動壁壘,使社會治理的力量得以最大化發揮。

二是著力提升現代社會重大風險治理中的現代化能力。治理現代化首先要確保社會治理中的平等、民主協商,激發社會治理主體的參與激情與主體意識,這有助于集聚起社會治理主體的智慧,進而產生更多化解災難性風險的實踐智慧。有了民主協商作為基礎,各個層級尤其是基層更能主動擔起責任,主動查找漏洞所在;社會治理的“四大主體”之間,也能更多知曉對方的實際情況并及時調節治理策略,一旦一方策略遲滯,其他主體的意見能夠有效傳遞并促其迅速做出反應。其次,在大數據時代,提升治理的反應速度,增強治理的溝通渠道,才能更有效應對風險災難。對風險災難的認識和預判、治理模型的建構、防控網絡的編織和風險的智能化跟蹤,無一不依賴科技手段作為支撐。最后,應對任何社會重大風險,都需要法治保障社會的秩序,只有秩序穩定,才能集中一切力量有效阻止突發風險對社會的破壞。當然,進一步提高應對風險社會的法治化水平,依然需要不斷探究,這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在要求。

三是倡導“區域治理創新”,完善在現代社會重大風險治理中的應變能力。共治只是一個原則、方向,倡導共治絕不等于說,地方區域不需要根據自己的特殊地域資源、條件、經驗等探索一些更適合本地域情況的治理模式。倡導“區域治理創新”,一方面要明確全國治理與地方區域治理之間的關系,理順地方社會治理結構的特殊性與全國治理要求和目標的關系;另一方面,需要加強區域間的治理創新合作。現代風險的流動性決定了必須加強區域間的合作,以不斷打破區域間的發展、交流壁壘,共享風險治理的資源、平臺,共同應對風險問題。

風險治理不能跟隨在風險之后亦步亦趨,而應該提早防范,統籌謀劃。“針尖大的窟窿能漏過斗大的風”,必須時刻繃緊風險防控這根弦,慎終如始。有效推進“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將會進一步釋放國家重大風險治理能力的空間,最大限度遏制重大風險災害的發生或蔓延。

作者:華東師范大學文化觀念與核心價值創新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孫亮

責任編輯:劉宇同校對:劉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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