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新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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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新路徑

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簡言之就是“案結事了,息訴罷訪”,做“實”行政檢察的意蘊與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本質都在于使人民群眾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如何聚焦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難題,圍繞服務大局,推進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成為做實行政檢察監督的重要內容之一。

積極探索適用和解制度。依據行政訴訟法第60條規定,行政調解是指在法院的主持下,當事人自愿達成協議,解決糾紛的行為。調解范圍嚴格限定在行政機關具有自由裁量權的行政行為,如行政賠償、補償以及行政機關行使法律、法規規定的自由裁量權的案件。一方面,在配合法院調解方面,要合理界定檢察機關在和解制度中“指導者”或“引導者”的身份。另一方面,探索建立行政訴訟監督和解制度,不僅可以達到迅速解決糾紛,節約司法資源、降低訴訟成本的目的,還可以起到“案結事了政和”、促進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的作用,是檢察機關發揮法律監督職能,通過個案促進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機統一的有益嘗試。行政訴訟監督和解制度,是指在行政訴訟案件監督過程中,申請監督人與被申請人就訴訟標的相關事項達成合意,經檢察機關審查并未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權益時全部或者部分終結訴訟的制度。那么,檢察機關在行政訴訟監督案件和解制度中的地位該如何界定?筆者認為,檢察機關作為國家公權力機關,應當以“指導者”或“引導者”的身份助推當事人協商并達成和解,其主要完成的是一些程序性事項,但是對于行政監督案件和解協議,檢察機關要堅持“合法性審查”原則,對于屬于雙方當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疇,不宜干預。其應當重點聚焦于和解協議是否損害了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及第三人利益;是否有違意思自治;是否違反了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在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的情況下,據此作出案件審結決定書。

踐行“穿透式”行政監督理念。充分運用調查核實措施,從個案監督向類案監督延伸,對于部分行政機關存在抵觸情緒或者案情復雜、解決難度大的案件,上級檢察機關應當積極采取掛牌督辦的方式,助推行政糾紛得到實質性化解。行政檢察“一手托兩家”,既對法院的審判活動進行監督,又督促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是檢察機關參與社會治理、服務大局的重要途徑。但是目前有的檢察機關仍將行政檢察僅僅局限于監督法院的審判活動,與“穿透式”行政檢察監督的工作理念尚存在較大差距,存在不敢監督、怠于監督的情形,更不用說通過個案監督拓展、延伸至類案監督。“上下一體”化的檢察監督理念原本是為了解決檢察機關民行監督“倒三角”問題,是基于案件數量縱向平衡與質量良性發展的雙向考量而提出來的。但是在“做實行政檢察”的新時代檢察工作要求中,其價值意蘊及實踐運用應當更加契合時代要求。在行政檢察監督工作中,“上下一體”化的辦案機制不僅僅是為了合理分派案件數量,還體現在案件辦理過程中,上級檢察機關應當給予下級檢察機關專業支持,以及對于部分行政機關抵觸監督時,同級檢察機關囿于職級等各種條件的限制,監督效果不佳,此時上級檢察機關應當積極采取掛牌督辦的方式,助推行政爭議得到實質性化解。

更新辦案思維模式。充分發揮基層檢察機關在化解沖突、消弭矛盾中的積極作用。依據《人民檢察院行政訴訟監督規則(試行)》第5條、第9條之規定,檢察機關對行政訴訟的監督分為依申請監督和依職權監督兩種類型,除了對損害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審判、執行人員違法等情形應當依職權進行監督外,其他屬于適用依申請監督的情形。但是在如上規定中,審判、執行人員違法情形既適用于依申請監督,也適用于依職權監督。基層檢察機關行政訴訟監督困境無法突破,與一些檢察辦案人員長期形成的“被動性監督”思維息息相關,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礙于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如果遵循“坐堂辦案”的模式,往往受制于“無申請,則無監督”的桎梏影響,難以適應新時代法律監督格局的變革。目前基層檢察機關對于行政案件進行監督的效果并不理想,亟須轉變思維,從“被動受案”向“走出去”過渡,充分發揮基層檢察機關化解沖突、消弭矛盾的重要作用。

“楓橋經驗”作為政法戰線的一面旗幟,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其內涵和外延都在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愈加完善,其對檢察機關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檢察機關在辦理行政訴訟監督案件過程中,要根據實際情況采取公開聽證的方式,通過邀請與案件沒有利害關系的人大代表、人民監督員、相關領域專家等,引入社會力量促使行政爭議的實質性化解。采取多條線、多樣式的釋法說理方式,做好當事人的息訴服判工作。對于雙方當事人爭議大、涉及關系復雜的案件,要充分發揮檢察長的“頭雁效應”,各地檢察機關應當積極探索,將檢察長參與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作為一項“政治任務”,力促行政檢察做得更“實”,真正實現案結事了政和。

(作者分別為甘肅省人民檢察院蘭州鐵路運輸分院檢察長、檢察官助理)

責任編輯:劉宇同校對:劉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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